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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范元甄

作者：梁思逸

原题：《我所认识的范元甄一一李锐的前夫人》

“年轻时很是得意”的当年延安“四大美女”（也有十大美女一说，见：红色延安十大美女，花落谁家，有何结局？）之一的范元甄，头上可是戴了几顶光环的：武汉街头的学运小将、重庆《新华日报》的小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抗敌演剧九队的分队长、延安马列学院学员、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建国后又先后担任过石景山钢铁厂的代厂长、北京航空总局第三生产处处长、北京232厂的总工及航空部科技局顾问等。据说早年她还得到过王明的称赞和周总理夫妇的喜爱。

我有幸在范元甄处长的悉心指导下，度过了两年多的宝贵时光。昔日，她也曾格外垂青于我，使我受惠于她的悉心“援助”，并因此经历了小小的“调教”。回想起来确实，我应当对当年她为我注射的那剂预防针心存感激。在那之后，我经历了无数波涛汹涌的人际斗争，每一次的挫折都让我有所成长，深知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必须脚踏实地、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低调行事，夹着尾巴做人。正是这样的态度，让我得以一生平安，明哲保身。

大学毕业后，我遵照国家统一分配的安排，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内果子市43号的航空总局第三生产处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尽管果子市街道并不宽阔，规模也不大，但它却享有盛名。街头伫立着西藏喇嘛的行宫，街中则是宋庆龄女士的北京故居，而街尾则是航空总局的所在地。此外，街道旁便是风景秀丽的什刹后海。第三生产处主要负责飞机特种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包括航空电机、航空仪表、无线电台、起落架以及军械等。而飞机的总体工程和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则分别由第一生产处和第二生产处负责。

昔日，我处同仁众多，约莫六十余众。其中既有从延安辗转而来的资深干部，亦有过从八路军与新四军的退役军官；更有来自香港两航的起义者与留用人员，以及寥寥数位海归学者，还有像我们这些刚步入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与中专生。尽管我们来自天南地北，但汇聚于此，皆怀揣着共同的目标。犹记得，我们皆因能参与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为我国首架现代喷气式歼击机的研制贡献一份力量而倍感自豪。苏米格-15仿制型号：歼五、歼六庆幸与荣光交织，我们夜以继日地勤勉付出，将青春与智慧无私奉献。

众所周知，在旧中国的岁月里，航空工业尚属空白，仅有为数寥寥的简陋工坊能够从事基础的维修工作。而我国的航空工业，是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诚然，这并非单纯的苏联无私赠予，我国所购得的苏联提供的样品资料，代价不菲，花费颇多，且其价格绝不低廉。更何况，他们所提供的资料虽非最新亦非最佳。概而言之，我国航空工业的崛起，源自于自力更生、从零起步的艰苦奋斗。

当时，我们团队的工作极为繁重，核心任务是研发歼五与歼六飞机的各种特设，涵盖了一系列步骤，如在全国范围内精心选址（选择工厂、高校或研究所）、实地考察与调研、下达研发任务、分发样品与资料、安排研制经费以及监督产品定型等工作。当我们这批年轻的大学生加入航空工业总局时，新歼飞机所需的各种航空特设装备，大多已历经前五个阶段的打磨，正处于研发进程中。

六十余载匆匆而过，诸多往事已然淡去。然而，那段时光的三生处，仍历历在目，那是一个洋溢着友爱、团结、互助与互相关怀的大家庭。大家同心协力，齐心并进。犹记得，仪表组里有刘衍举和沈祖显这两位工程师，还有易洪安与我以及费伯奇；电器组则由李章秞、崔景锵、曹邦和及王克勤负责；无线电组由廖宗懋工程师领军，杨可丽和刘沛丰为其得力助手，此外还有杨昌仁工程师；而军械组则有王裕齐教授与朱崇懋主导，同时还有从部队转业的统计专家柴连炳和负责保管机密资料的曲桂香。我们常需出差外地，以便了解和监督研发工作的进展。那个年代，倡导老一辈引导新进，因此上级便指定刘衍举工程师为我授业解惑的导师。

刘衍举，一位地道的四川之子，即便身处北京，仍保留着浓重的乡音，四川话流利如故。他身材中等，面容圆润，体型健硕，待人接物热情而诚恳。我对他的敬佩与尊重之情溢于言表，听闻他曾是早年地下党的成员，介绍人便是当时重庆地下市委书记的张霖之（建国后担任煤炭工业部长）。此外，他留学美国，在两航工作期间洞察时局，与众多同仁一同起义。他不仅学识渊博，更不拘小节，无论何人提问，总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够被上级指派为他我的导师，我深感荣幸。

鉴于航空特设是一门新兴学科，我们先前对其了解甚少。为了拓宽我们的知识面，丘副处长特地邀请了昝凌副总以及沈祖显、刘衍举工程师和王裕琦教授等专家为我们授课。昝总的授课内容详实，讲解生动，条理清晰。得知他使用的讲稿是苏联最新出版的俄文原著《航空特种设备》后，我立刻前往王府井的外文书店购置了一本，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

恰在此时，为强化部门领导力量，上级特地调任了范元甄担任处长一职。在她抵达之前，我们早已听闻了她的一些事迹。众人对她的到来翘首以盼。她的出现，确实让我们惊喜不已。三十岁出头的她，看上去不过二十六七，加之高挑的身姿、白皙的肤色，以及那副金丝边眼镜的点缀，显得温文尔雅，颇有学识风范。她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声音悦耳动听，颇具风度。她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态度亲切。众人对此欢欣鼓舞，对这位从延安而来的老干部充满厚望。

新任的范元甄处长初入部门，便已展现出令人欣慰的风采。她对同仁们和颜悦色，态度谦逊有礼，更是给人以温暖和亲切之感。尽管她拥有位于我们办公室对面的一间宽敞的单间办公室，她却常来我们的大办公室，关心并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并且多次组织与年轻同事的座谈会。她还不时邀请我们到她家中做客。记得我们骑着自行车，骑行了近一个小时，才抵达门口设有警卫的大院，登记后便走进了她的家。她让保姆为我们泡茶，款待我们品尝北京稻香村的点心和新鲜水果。我们坐在明亮宽敞的客厅中，感到有些局促不安，四处张望。由于时间久远，当年的许多细节已模糊，但墙上虽不多的字画中，仍记得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主席与一位美丽女士的合影，格外引人注目。范处长见我们好奇，便故意询问我们是否知道这位女士是谁，让我们猜测。在我们都表示不知情后，她才揭晓，那是江青同志，主席的夫人。而这幅照片还是江青同志亲自签名后赠送给她的。于是，我们纷纷起身，仔细观赏那张珍贵的照片。

遗憾的是，踏入三生之地，她虽开启了美好篇章，却未能圆满落幕。若她能在各个领域都善始善终，自觉克服自身种种缺点，她必将拥有一个圆满的人生。鉴于她的过往经历与个人才能，她或许本有机会成为共和国的一名女部长，甚至更进一步，成为副总理。然而，这样的设想终究是遥不可及的。她缺乏那份宽广的胸襟，不具备那样的远大志向，更不用说那等卓越的才能。她亦无远大的理想，并且严重缺乏相应的人品素养。

时光荏苒，在紧张的工作与学习生活中，1954年已悄然离去，迎来了1955年的曙光。在范处长和丘副处长的领导下，我们全处同仁齐心协力，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我个人在业务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大学期间自学过的俄语，此时派上了大用场。众多俄文原文翻译资料的技术校对工作，都落在了我的肩上。由于与翻译大队的俄文翻译员们熟悉，他们的负责人还邀请我参与了一本俄文专业书的翻译工作，除了负责翻译部分章节，我还被委以重任，担任全书的终校工作。正是因此，这本书得以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我看到新华书店橱窗里陈列着这本刚刚问世的新书，手中拿着仍散发着油墨香的书页时，内心充满了喜悦。在那时，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因此也顺利从见习技术员晋升为技术员。

如今，范处长在三生处已担任领导职务一年有余。客观而言，她始终抱着一颗尽心尽力做好工作的决心，为此不懈努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最棘手的问题在于，习惯于抛头露面的她，又怎能忍受在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中默默无闻，无人问津呢？那份孤独与无奈，是多么难以承受啊！她深思熟虑，决心采取一番惊世之举，以期一鸣惊人。于是，她对当前工作的热情与关注，相较之前，明显有所减退。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我待在办公室的时间显著增多，且越来越沉迷于倾听少数人的工作报告。对待科室同仁的态度也逐渐出现差异，亲疏有加，甚至对于部分资深同事，尊重之情亦有所减退。有人甚至直呼其名。然而，由于她的疾病，请病假缺席的次数也随之增多。尽管如此，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同事而言，她的态度依旧如初。起初，我们确实难以揣摩她的真实想法。

自五十年代起，革命大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先是针对反动电影《武训传》展开批判，将其批得臭名昭著。紧接着，又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猛烈抨击。随后，矛头转向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不久便演变成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打击，进而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自局里启动镇反行动以来，范元甄处长顿时精神焕发，病痛仿佛随之消散，整个人焕然一新。昔日那和颜悦色、待人亲切的形象，如今已被冷峻严霜所取代。三生所在地的镇反运动，在我局率先展开。在她的周密筹划与坚定领导下，她亲自培育的一批热血积极分子，人人斗志昂扬，手握武器，全力以赴投入到了战斗之中。转眼之间，我们办公室外走廊上挂满了各式大字报和标语，如……“揭露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XXX的真实嘴脸”，“若XXX执迷不悟，必将使其自取灭亡”，“XXX务必如实坦白”。

范元甄处长主持了动员会及交底会的召开。她强调，敌我之间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攸关、错综复杂的较量。敌方狡黠而隐蔽，我们需不断提升自己的觉悟，擦亮识辨之眼。对待敌人的仁慈，实则是对人民的无情伤害。

我稍加留意，发现缺席交底会的成员中，多数为两航起义的参与者、少数海归学者以及寥寥几位留用员工。心中不禁猜测，他们或许正是此次运动的焦点所在。果真如我所料，除了少数人员得以幸免，绝大多数人在此次运动中均遭受了批判，无论是在大会还是小会上，他们都被要求坦白交代问题。

与此同时，走廊上的巨型标语持续更迭，其语气愈发强烈，声调亦逐级攀升。昔日身为地主阶级的孝顺子孙，终沦为阶级异己，进而升级为反革命分子。

范元甄处长率先率领我们三生处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场外围战，成功促使那些存在历史问题的人员在轻微的压力下主动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她表示，这仅是初战告捷，实则意在以儆效尤。随后的战斗进入了攻坚阶段，主力部队由她所培养的积极分子组成的战斗队担当。然而，面对那两三个顽固分子，攻坚任务确实艰巨。尽管我们反复向他们阐述党的政策，他们却依旧固执己见，不为所动。即便战斗队对他们施加了微小的肢体惩罚，效果依旧微乎其微。

然而，那位从延安来的资深老干部范元甄，绝非轻易可小觑之辈。尽管她也曾是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遭受间接影响的受害者，但她依旧挥舞起延安那久经考验的战术利器——“逼供信”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策略，对敌人发起全天候、不间断的24小时乃至48小时连续攻势，实施车轮战术，绝不容许敌人有任何喘息之机。

此法果然奏效，即便刘衍举等人早已被囚禁于狭窄的牢房，依旧固执不屈，他们竟也纷纷举起了双手，逐一坦白了自己的问题。他们虽是遵照上级的指令，伪装成积极分子，借助伪造的身份资料混入党组织，但不久后，便趁两航人员起义之机，潜至航空总局。其意图明显，企图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破坏，意图使国产歼击机无法翱翔于蓝天。

范元甄处长无疑是喜出望外，堡垒终于被攻破，敌方投降。她随即亲自撰写了镇反简报，并向上级进行了汇报。上级对她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将依据刘衍举提供的资料，派遣人员进行内部调查和外部侦察。

遗憾的是，她过早地欣喜了，翌日，刘衍举等人在饱餐一顿，安享一觉之后，旋即立刻改口，声称他连续两天两夜未曾合眼，思绪如同白纸般混沌不清，不论你们如何言说，笔下所书皆如梦似幻，自己亦难以辨识所写之物。怒火中烧的范元甄，冲动之下欲对刘衍举等人挥出一记响亮的耳光。幸而，她终究收住了手，只是虚举了一下，做作地摆了个姿态。

未曾料想，运动表面看似声势浩大，实则进展寥寥。范元甄竟然将我作为了“手术”的对象。她的话语听起来颇为动听，声称是在小范围内“协助”我，“引导”我，要求我与那些反动和不良分子明确区分，并站出来揭露和检举他们。竟有人诬称我在运动中自行脱身，竟将我视为为反动分子鸣不平者，竟指责我诽谤范元甄处长亲自指挥的镇反运动未能取得成效。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细细思量后，其中亦有着种种缘由。起初，在她主持的座谈会上，众同事纷纷赞誉范处长如何地体贴入微，特别关心我们的工作。我听多了这些溢美之词，心中不禁有些不自在。因为在提出工作意见之外，我还表达了对范元甄处长未来能更多关注我们这些年轻同事生活与学习的期望。这或许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可能误以为我的言外之意是在指责她对我们不够关心。在那个年代，我怎会料到她竟会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呢？表面上装作虚怀若谷，实则只想听闻赞誉和奉承之词。

此外，在运动期间，我曾在寝室中热议：谁能想到，刘工这位被称作解放前地下党员的人，实则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不择手段地混入我党，意图进行破坏。我们平时竟然毫无察觉，这是为何？如今，他被囚禁在办公室中已有数日，仍无明确结论。我原以为我的话并无深意，不料有人竟曲解其意，向范处长告发。再者，刘衍举与沈祖显二位工程师系上级指定指导我的师傅，我对他们的关注自然更加细致。我时常会向专案组的熟人询问有关他们批斗的情况。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由于我的业务进展迅速，赢得了刘工等人的赞誉，这不禁引起了他人的嫉妒、羡慕乃至怨恨。有人甚至在我背后暗中撰写匿名报告，诬告我，声称刘工对我特别关照，赞誉有加，并怀疑我与刘工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关系，甚至认为我可能已被他吸纳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成员。更不用说在运动期间，我确实未曾撰写过任何揭发刘工问题的材料。

此外，还有一个不无关联的事实，那就是当时机关中的女同志为数不多。局里的机密资料室里，有一位朝鲜族的女青年名叫辛淑真。由于我常去那里借阅资料，与她逐渐熟络起来，我们谈得颇为投缘，我对她亦生好感。偶尔在食堂用餐时，我们也会并肩而坐，边享用午餐边交谈。实际上，这仅是同事与朋友间再平常不过的交往。未曾想，在会议中，她伸出援手帮助了我。有人诬陷我，称我是受刘衍举的唆使，试图窃取国家机密。更有甚者，他们盘问我从小辛那里窃取了多少机密文件，这些资料是否已经运送至香港。真让人哭笑不得！

（事后方知，预备党员的小辛亦因此受到波及，遭到了一番盘问。遭受不白之冤的她，气愤至极，遂申请调往局里南苑的二院负责管理民用建筑图纸资料。后来我致信于她，她却置若罔闻。即便我亲自前往探望，她亦拒不见面。）

我秉持着“身正不怕影子斜”的信念，历史清白无瑕，工作亦勤勉不懈，因此对于那些凭空捏造的指责和追问，我一一予以驳回。范元甄派遣人员前往成都及东北哈尔滨进行调查，其结果亦证实了我的工作态度之端正，并未有任何破坏行为。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取消对我的所谓“帮助”以及批斗，不再来打扰我。然而，他既未向我致歉，亦未承认有过失。他仅言及事情有其缘由，且缺乏确凿证据。甚至进一步声称，我应感激领导的协助，是他们的帮助让我得以澄清误会。

从小长大。我从未遭遇过如此严厉的批判，亦未曾被视作敌对之人。漫漫长夜，我无数次仰头凝望那深邃的苍穹，泪水在寂静中悄然滑落。心中充满期待，渴望早日揭开谜团，洗清我的冤屈。从祖国的南方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我怀揣着满腔的热情与期待。满腔热血投身于国家建设，岂料竟沦为被视为敌对势力的境遇？泪眼朦胧，心绪如割！我满心委屈，备受冤枉！

尤其令人难以承受的是，局内众多同仁投来的那种异样的目光。那些曾相识的面孔，一见我路过，便即刻避开，甚至食堂的女炊事员在打饭菜时，也会故意减少我的份量。偶尔还能听到食堂的大师傅说：“这么一个长相不错的小伙子，怎么成了小反革命？快快交代问题，早日回归人民的行列。”我气得怒骂不止，心中暗自下定决心：纵使我对祖国的航空事业充满热爱，但一旦问题得以澄清，我绝不再留在这个令人痛苦的地方。此地不留我，自有留我之地。

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运动戛然而止，刘衍举等被释放，得以重返家园。历经漫长的调查，最终揭露的却是早已向组织坦白的旧问题。办公室再次恢复了整洁，走廊上的大幅标语被撤下，墙壁也被清洗干净。然而，世事变迁，那个曾经团结、充满友爱、互助和温馨的三生处，在范元甄处长的错误反革命斗争中遭受重创，一手好牌被彻底打烂。范元甄处长在处里已无法立足，只得无奈离去。（实际上，回顾往昔，她同样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她不过是其中一位坚定不移的执行者罢了。）自那之后，他因病住院，听人说起，痊愈之后便将前往北航干部班继续深造。

刘衍举工程师虽已重返工作岗位，但遵照他的意愿，被调至了其他部门。至于我，因无端遭受了一番修理，心中的不快尚未平复，于是也提出了调往其他部门的请求。恰逢当时正在进行机关干部的技术归队工作，我便以此为依据，提出自己所学为无线电而非航空仪表，理由显得相当充分。

为令我心动并使我留下，局里的陈少中副局长甚至亲自出马，多次约我在晚间前往他的办公室交谈，约有五六次之多。陈副局长身材中等，典型的四川风貌，那一口地道、顺滑的成都话，令人听起来尤为舒心。他曾是早年投身延安，投身革命的一员。他不止一次地劝说我留在组织。亲身经验亦告知，在运动的过程中，有时不免会出现意外，甚至可能误伤同伴。问题已明，理应扎根岗位，勤勉作业。他语气温和地对我言道：经历一次挫折无妨，关键在于从中汲取经验。往后切莫再对运动品头论足，更不应置身于运动的对立面。因我坚决拒绝，他深知我心已死，不愿再留，遂经其同意，局方出面，与万寿路十总局取得联系。恰逢彼处亦需人手，我便得以迅速前往万寿路的电子工业总局办理入职手续。在征询我的意愿后，他们便将我调往南京，至原属总参管辖的专门负责雷达维修的工厂。当我抵达时，地面远程警戒雷达的研发工作已然启动，而我随后便投身于其总体设计之中，这项工作正是我所热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家工厂逐渐演变成为如今声名远播的南京雷达研究所。。

山不逢，人有期。未料到，三十年光阴荏苒，某沿海城市举办了一场关于国产航母可行性论证的会议。出乎意料的是，我竟有幸与当时担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的陈少中先生相遇。他竟还记得我，特地派遣秘书前来邀请，与我展开了一段温馨的交谈。

陈副部长细致入微地询问我目前的职业、所任职位，以及家庭中爱人和子女的状况。我逐一做了详尽的回应。我特别重申，我现已重返航空工业领域，积极参与与国产新型歼击机相关的重要产品研发工作。同时，我荣幸地被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授予国产新歼系统的副总设计师职务。

他心情愉悦，勉励我要努力奋斗。我对当年他给予我的悉心指导充满感激，真心觉得，聆听您的一番教诲，胜过阅读十年的书籍。他则谦逊地回应，哪里哪里，我哪里有那样的才干。

我亦衷心感激范元甄处长昔日对我的关照与启迪，是她的提醒使我得以在一系列运动中安然无恙。陈副部长顺便提及，范元甄处长目前已重返部里，现正担任科技委的职务。

那一年，我有幸随航空工业部组织前往意大利进行考察，需前往北京交道口的三机部外事局办理报到手续。借此机会，我特地前往拜访了昔日在部里的老同事们。他们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我们畅谈了彼此这些年的经历，也不免提及了往昔的往事。其中一位同事告诉我，十年浩劫期间，曾经把走资派范元甄揪回局里来批斗过，批斗会上还专门提到那年范元甄小题大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整了一回的事，算是她的一项罪状。

一笑置之，真诚回应。得益于范元甄处长昔日的援手，我方能在后续的多场运动中安然无恙地度过。的确，我应当深深感激她的援手，尤其是陈少中局长那几次亲切的交谈，这些经历使我受益良多，其价值将伴随我终身。

在内江地区的巴中县志中，我们了解到刘衍举出身于四川巴中县的一个显赫富裕之家，是当地颇负盛名的名流。他曾在我国航空工业部担任总工程师一职。这位曾被范元甄处长无情批斗，一度命悬一线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摇身一变，成为航空部的工程师。按其职位来看，他理应成为当时北京青云仪表厂总工程师范元甄的直属上司。昔日遭受批斗之苦的人，竟摇身一变，成为那些曾神气活现、威风八面、目空一切批斗者的上司，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吗？

鉴于与范元甄处长过往的密切联系，我对有关她的报道与文章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屡次领略了她女儿李南央所著的《我有这样的母亲》以及她精心编纂的《父母昨日书》等作品，并倾听了对她进行的访谈。。看过范元甄前夫李锐的书不少。佩服他的大智慧。

范元甄不符此描述，在我看来。身为领导者，她无疑是一位深受众人喜爱与敬仰的优秀领导。她始终未能激励众人齐心协力，共创辉煌业绩；她亦未曾以慈母般的关怀与呵护，对待她的部下。身为妻子，她欠缺热情与顺从，亦不擅长体贴与关怀，对丈夫缺乏关心与照顾。相反，她曾一度陷入不忠的境地，偶尔举止如同蛮横的泼妇。动辄争吵、恶语相向、肆意撒泼，甚至有时对丈夫怀恨在心。身为母亲，她实无资格；面对朋友，她却屡次无端地揭露他人，既伤人又伤己。总而言之，她性格迥异，带着几分消极的色彩，让人不禁心生寒意。尽管她过往头顶曾闪耀无数荣耀之光，这些光环实则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为推动前行的强劲动力，亦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使人沉溺于自豪与自满之中，从而停滞不前。遗憾的是，范元甄选择了后者。

“知子莫若父，知妻莫若夫。”同理，领导对下属也多少有所认识。因此，在本文结语之际，我将引用她前夫李锐在多封书信中对她的批评，以及她曾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时的领导陈伯达（对他较为了解）的评价，以揭示问题的真相。

李锐我曾屡次直言不讳地指出范元甄的不足，一一列举了她身上存在的九大问题。小范性格中显露出的“任性”、“自负且自私”、“心胸狭隘”、“缺乏坚韧”、“不关心他人”、“擅长让对方感到尴尬”、“急躁而缺乏恒心”、“缺乏修养与自制力”、“过于看重地位”等特点。（引用自《父母昨日书》）范元甄一身毛病。马列主义之灯，常照亮他人，却鲜照自身。它常以革除他人之命为己任，却疏于自我革新。结果显而易见。

曾任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人陈伯达研究室分管国际事务评介与分析的范元甄，其评价直截了当，一语中的。“小范堪称一株开得绚烂却难结硕果的植物。”无论是何等事宜，一旦交由小范负责，往往难以善始善终。纵然起初气势如虹，最终亦不免草草收场。究其根本，她最为缺乏的，正是那份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意志。

2023年8月初稿

2023年11月定稿于Raleigh NC

2024年2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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